Richard Stallman：活在理想中的苦行僧

　　他获奖众多，包括美国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Grace Murray Hopper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电子边疆基金会先锋奖，Takeda Award for Social/Economic Betterment和数个荣誉博士头衔。

　　最初的计算机就像我们先人发明的算盘一样，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一个纯粹的机械装置。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电子管、晶体管的发明，计算机的电子成分才超越了机械成分，逐步演化成了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软件，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成为了计算机的灵魂。最初的软件世界里，当然没有自由软件、专有软件、开源软件这些概念，因为软件天生就是自由的，公司在出售的硬件里附带了软件，包括源代码和文档。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软件，自由地使用硬件，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协作。关于这方面的经典故事就是Richard Stallman经常举例的“打印机驱动程序”的故事，它生动地展现了软件从天生的自由转向后天的不自由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Richard Stallman开始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了，成为程序员社团的一份子，大家彼此分享软件，共同努力增长人类知识，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Richard Stallman经历过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所以Xerox（施乐）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机帮你服务。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不得不爬上九楼，把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两张。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没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机送来时，Xerox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Richard Stallman回忆地说：“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它还会通知你；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会让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变了。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Richard Stallman说：“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更好工作，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结果被严正拒绝。“因此，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随着计算机工业的飞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原本自由的计算机社团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计算机公司从自由的计算机社团里雇佣走了大量的黑客，开发专有软件。他们在分发软件的时候不再附带源代码，剥夺了人们通过修改软件来使用计算机的自由，通过许可协议，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协作赶走了。 Richard Stallman成为留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最后一名黑客，自由的计算机社团濒临崩溃。1976年2月3日，比尔·盖茨发表了著名的《致电脑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抱怨未经授权使用Altair BASIC的情况太普遍，掀开了通过专有软件剥夺人们自由使用计算机的大幕。也正是从这时起，软件群体逐渐分化成自由软件社团和专有软件公司两大阵营。